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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北京商道知书达理的高素质商人（第4页）

其实，合盛永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在同业中是不算高的，但他们的员工能在关键时刻做出这样的奉献，其经营者的人事管理方针无疑是成功的。而仁立实业公司的管理方针则是另一个成功典范。

仁立公司由留美归来的凌其俊执掌经营，在人事管理上，实行了一套科学的激励机制，创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仁立的主业是地毯的生产和销售，技术人员在公司里是十分难得的人才，因此凌其俊就用优厚的待遇吸引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收入分配方面，仁立的职工年终时可以得到红利收入，还可以提成入股。为了使岁数较大的职工退休后有生活保障，将红利分配的一部分资金提取出来，作为退休赡养费储备金。这种做法不仅受到老年职工的欢迎，也使其他职工看到了希望。

凌其俊从国外接受了新的企业文化理念，在职工的福利方面肯于花钱。他专门购置地皮，兴建公司的职工住房、食堂、浴池、理发室、幼儿园、医务室等。还建有一些文体设施，有自己的球场和球队，进行篮球和排球比赛，组织文艺演出等等。职工在工作之余，可以得到很多文娱活动的欢乐。

仁立公司用丰厚的收人和合乎情理的人文关怀留住了技术人才和业务骨干，使得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居于“华北地区重要地毯企业”的位置。

从上述两家企业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近代北京商人在管理手段上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可从他们的行为中，真切地体会到近代北京商人与时俱进的步伐。

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还应是和谐、共同发展的友谊关系。维系这种友谊的纽带就是企业要给员工一种“企业就是家”的感觉。

企业管理者应把员工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在一种融洽的合作气氛中，让员工自主发挥才干，为企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人总是在企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企业管理者具有多大的能力，取得多大的成功，企业的将来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全体员工手中，是他们主宰着企业的命运。

“严是带兵之道，情是带兵之本”，带兵需要真情，这样的管理才有更多的人情味与更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有着报恩的传统美德，“受人之恩，终身必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管理者关心爱护员工，员工肯定会给予足够的感激和报答。管理者越是关心、爱护员工，员工们就会更加拼命地为企业效力。

8．心念慈悲，不忘百姓

古语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的成功只能来自于他所在的人群和所处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所处的社会中得到大家的认可，他才可能为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开辟出宽广的大道。发展企业也同样如此。

商家逐利，天经地义，而逐利有道，并不是一般企业能够做得到的。为什么今天有些企业盛极一时最终倒闭呢？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了金钱，有了设备，缺了精神，少了文化，物质与精神严重失衡。人心涣散，失去了对大众的凝聚力，最终必然在商战中败下阵来。同仁堂在服务宫廷的时候如鱼得水，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天下百姓的疾苦。在经营的过程中，同仁堂融入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以“仁”为核心的哲学，在济世养生中形成了独特的经营宗旨，在济世养生中建立了很高的商业信誉，在老百姓心目中造就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中国儒家哲学的核心是做人的“仁”。“仁”字的原意是：“仁，亲也，从人、二（即仁字）。”指人与人相互亲爱；“仁者”一词的意思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说的“仁”包含的内容很多，但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实行的方法。据查，“同仁”二字源于《易经》，意思是无论亲疏远近均一视同仁。这是儒家学说提倡的一种做人做事的哲学。同仁堂创始人乐显扬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成长的，起名“同仁堂”，鲜明地铭刻着儒家学说做人做事的哲学。

在我国的医学历史中，人们常把医术称为仁术，是指从事医药事业的人必须要有仁心、爱心。在同仁堂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乐氏子弟们努力追求济人、济世的境界。从古至今，他们做过的善举数不胜数。

北京是国都，会试考场在北京。北京又是顺天府所在地，所以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届乡试和会试时，各地应试之人离乡背井，云集北京。同仁堂派人到各省会馆及应试人的住所，赠送些助消化、防伤风感冒、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小药。

冬天，数九严寒，滴水成冰。穷人身上衣裳单薄，肚中无食，饥寒交迫。同仁堂设粥场，舍棉衣，帮助穷人熬过严冬。

盛夏，酷热难当，暑气逼人。同仁堂施暑药，帮助穷人消暑祛热，度过炎热的夏天。

在旧中国，人死之后，不兴火化，只兴土葬。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死时都要弄口棺材埋葬，入土为安。富人买口杉木或柏木棺材很容易，穷人弄口薄皮棺材都非常困难。同仁堂施舍棺材，只要有相关证明，有人介绍，就可以到同仁堂找到乐家管事的人，开个条子，到指定的棺材铺领一口薄皮棺材，让死者入土为安。

类似的善事，同仁堂做得很多。虽然要花费银子，却在所不惜。得到的是口碑!

传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同仁堂采买药材的人于荒山野岭路遇强盗。换别的人，肯定没命了。同仁堂采买药材的人安然无恙。强盗听说是同仁堂的人，没抢没杀，还给他们指了一条近道。因为同仁堂救济过那强盗的老母亲。

人们购买其他物品大多是为了满足某个方面的欲望，其中大部分是与享乐有关的。买药却不同，仅仅是为了解除疾病和痛苦。这一特点，决定了医药行业具有特殊性。从而，在中国古代，医药行业被赋予济人、济世的色彩。追溯到远古，“医”与“巫”是连在一起的，而巫的职责之一，就是祈福禳灾。同仁堂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同仁堂所做的一切，都被积累起来，沉淀下去，变成一种文化，深深地蕴含在“同仁堂”这三个家喻户晓的汉字里。

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国南方一些城市甲肝流行，许多人病倒了，有的工矿企业甚至因大面积流行甲肝而影响生产。甲肝流行使人心惶惶，人们纷纷到药店去购买治甲肝有特效的板兰根冲剂。由于大面积的需求，致使板兰根冲剂供不应求，甚至严重脱销。

一些药厂、药店，看到赚钱的机会来了，趁机抬高板兰根冲剂的价格。同仁堂却与那些见利忘义的企业截然不同。

各地同仁堂药店门前挤满了买药的顾客，许多人焦急地询问：“板兰根冲剂还有多少?”在别处抓不到药的人纷纷涌到北京大栅栏同仁堂药店，有时买药队伍一直延伸到大栅栏街口；一辆辆拉板兰根冲剂的汽车也排成了长队，司机同志急切地盼望早点拿到药，以便尽快地将药运回外地送到千家万户。运载板蓝根的汽车和购买板蓝根的人群在大栅栏形成两条形状不同的长龙，龙头在同仁堂，龙尾却还在延伸。面对市场的急需，同仁堂人感到了肩负的责任。以治病救人为自己天职的同仁堂人不推不怨，准备了充足的药源，从经理到职工，常常从清晨忙到深夜，直至送走最后一个购药者。

在这股混浊的潮流中，同仁堂承受了压力，甚至蒙受了不白之冤。社会上有人议论，说什么这下同仁堂可“发”了，赚大钱了。他们哪里知道，同仁堂是越加班越赔钱，因为生产板蓝根冲剂所必须的白糖没有了，只好高价购进。在同仁堂内部，也有人提出，当前板兰根冲剂需求量太大，原辅料要高价收购才能满足生产，如果还按原价出厂显然不划算，应适当提高销售价格。板兰根冲剂是否提价成了当时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同仁堂“济世养生”的宗旨像茫茫大海中的一盏明灯，照耀着同仁堂破浪前进。同仁堂态度鲜明地表示：“药品一律按原价出厂，我们不能乘人之危发民难财!”他们还专门派出一个由8辆大货车组成的车队，风尘仆仆，浩浩荡荡，把大批药品直接送到疫情最重的地区。同仁堂车队及其板兰根冲剂不提价的信息，像春风温暖着患者的心。他们称赞同仁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一身正气!”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企业是人的集合体，当然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同修仁德，济世养生”，这是儒家思想“仁”的核心，也是一种重义轻利、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同仁堂的优势就是精神，就是文化，它与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紧紧相连，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因而在几百年的历史风浪中依然挺立。

北京大栅栏同仁堂药店的店堂里有这样一副对联：“同气同声福民济世，仁心仁术医国医人。”300多年间，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仁堂“济世养生”的精神却雷打不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仁堂精神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风雨中得到弘扬和发展，使之更加璀璨!